“全球化”大概是二十世纪末期这个世界中最重大的变化，对普通人的生活和地缘政治的冲击比任何政治人物的宣言都更激烈。1999年的WTO西雅图会议的抗议人潮最形象地展示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民众对全球化的反感。

应该说很多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对尤其是工会和环保组织是有正当的理由，然而看到有个把中国学者加入西方知识精英反全球化的行列时，却觉得有点搞笑，往轻的说是东施效颦。在这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全球化”游戏里，中国可算是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没有日本韩国战后崛起时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的需要而提供援助和开放市场的机会，而碰巧“全球化”浪潮呼啸而来，携带资金和市场，为启动中国这列在70年代末濒临崩溃的火车，并把它拉出越陷越深的泥潭，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邓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朱大规融入并利用国际市场的政策抓住了这个机遇。 

1989年以后经历了几年的徘徊和挫折，朱在1994朱决定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外资涌入和出口大幅增长打响了起跑的枪声。看到十多年后人民币汇率微小波动引起的全球强烈反应才能体味朱的眼光和魄力，而WTO则是他的另外一个大手笔。打个简单的比方，李嘉诚当年如果呆在汕头农村的穷山恶水中苦思冥想是难以改变自己命运。他选择了走出去，虽然从给人打工的低水平开始干起，但重要的是这带来了变化的机会。中国通过WTO全面走入国际市场竞争，就如同李嘉诚当年从汕头农村走到香港。

朱主导中国加入WTO对中国下一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恐怕能和小平79年的改革开放相比，在走出去并"引狼入室"和狼搏斗的过程中,这个民族会有意想不到的改变；如果说邓冒着友军炮火把国门给顶开了，朱则在门下垫了一个硬石头，让它很难再关上。 

除了资金外，还有体制的变革的需求。中国人应该清楚自己能在国企改革的浆缸里折腾出什么新东西，先是三申五令要国有企业管理者用大公无私的精神经营好企业，而后是承包租赁，再后来是清理三角债政府主导下重组......几十年折腾老百姓的钱年年往里砸，这些措施对数百万个膀大腰圆占山为王的国企领导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可曾管用过？出路只剩下引入竞争，创造条件迫使国有企业改变自己。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美谈判, 1999年4月朱访问了美国。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政治大戏的外交政策第二幕，是在一片对中国的喊打声中上演过来的。苏联东欧作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消失了，美国骤然间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他需要寻找一个敌人。出于简单的原因，中国不幸被跃跃欲试的大小政客们相中。当时的美国政治气氛是在和中国接触，还是遏制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是否和中国在WTO里讨价还价属于一个等而下之的问题。

朱本不愿意在此时来美国，原因是他要推动的WTO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来华盛顿干什么呢。而且当时克林顿深陷莱文斯基的丑闻中前途未卜，是否有能力做任何重大的政治决定都是未知数。而克林顿政府是非常希望朱按照原计划访问美国，需要向那些处心积虑打击他的政治对手还有瞠目结舌的美国民众展示，他们的总统在高压之下工作照常运转。

《华盛顿邮报》曾报道了一段朱和克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谈判的对话。克林顿曾问朱，你现在真的很想要这个协定吗？（Do you really want it now?）《华盛顿邮报》认为克林顿是希望把这个谈判结束了，而朱的中国文化背景使他不愿意让克林顿觉得中国在求美国而拒绝。《邮报》称之为因文化差异，中美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协定在1999的差肩而过，并责怪克林顿错过了一个好协定的机会。

克林顿后来在《我的生活》自传中否认了外界的指责，说在正式会见前的单独会见中克告诉朱，自己的幕撩在这个问题上是分歧的，一方担心在国会无法通过，摧毁了让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另一方担心美方要价过高中方无法同意。因而克林顿问朱，如果世贸协定在朱访美期间谈成签字对朱很重要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到凌晨就立即坐下来解决分歧。朱回答说，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

我更倾向于觉得，1999年WTO协定恐怕在中国和美国的处境相似，双方接受这个协定的政治气氛和支持未必存在，美方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而中方则多有狐疑，彼此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和回味它的影响和后果。

为了创造这个气氛，朱访问了洛杉矶，丹佛，芝加哥和纽约，不厌其烦地向美国观众和政商领袖讲述中国经济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会为美国消费者和经济带来的好处。朱用辩才让美国政商精英人物为之折服，所到之处如旋风一般席卷他的美国听众。在白宫答记者问时，印象最深的是台湾问题的回答，朱一反过去历任领导人板着面孔背诵“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台湾”等等的做法，而从参观白宫娓娓道来，对林肯总统一通猛夸，然后话锋一转说，林肯总统为了美国的统一不惜动用武力，我们要向林肯总统学习。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在美国国务院的会议厅，朱和副总统戈尔一同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朱照着准备的稿子念到一半，大概是说关于环境保护问题中国有市场，美国有技术和资金，双方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的官话。朱把稿子一扔，说这话说得不对，我不念这个稿子了！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资金。工作人员面面相觑。

某次在飞机上总理转过来问大使：NIKE，REBOK，ADIDAS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大使一愣：还有意思阿？! 后来不断做自我检讨。随后总理在MIT的演讲谈中美贸易逆差，用了NIKE鞋的例子，120美元卖在美国，20美元台商赚了，只有2美元付了大陆工人的工钱，逆差数字并没有反应中美贸易的真实。总理有使用MIT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说这些数字反应的不是中国的市场不开放，而是日本的市场不开放，引来台下又是一片哄堂大笑。总理谈到美国人炒作的间谍案和中国威胁论，然后说“中国怎么可能是美国的威胁呢？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有六千多个核弹头，而中国有二三十颗，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总理的访问基本是是按照预定计划，只有芝加哥洗澡出了一点小问题。总理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准备第二天的会谈演讲，晨曦已上，一看也没有多少时间睡觉了，冲个澡吧。据总理说，他脱完衣服跳进了芝加哥希尔顿大厦五星级饭店的浴池准备好好冲一冲，拧开了水龙头的一刹那，没有热水，芝加哥四月份的冷水真的很冷, ”逞“地一下白花花地就从浴池里给跳了出来。这次领导很懊恼但是没有很生气，后果也不算太严重, 不让人洗那就不洗了吧。

此后，我不少机会了解美国人对朱的观感。

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对中国着墨不多，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颇为尊敬，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并非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美国需要尊重中国的意见。在美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力量并举国目空一切的时候，一个对中国了解有限但有重要影响力的财政部长能冷静地说这样的话，并不容易。

劳伦斯克莱恩教授是198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城宾大的老教授, 健康而友善。我曾和他关于朱有过简短的交流。他即将访问中国，坐火车到DC来，我在协和车站举着牌子在站口接他到大使家中作客。和不少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家一样，他几乎每年都要同朱会见，讨论中国经济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从协和车站到大使官邸要四十多分钟，一路和他聊天，他讲起和朱的讨论，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同的观点和判断....还记得他对朱的印象：He is a very fast learner. 

后来美国前驻华大使尚慕杰和夫人马丽退休回到美国邀请一些同事一起观看“华盛顿红皮肤”球队对“底特律钢人队”的比赛，我们有机会听到他谈及朱。尚慕杰远非一个典型美国议员的政客形象，为人温和象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谦谦君子。他说因为文化差异，很多中国人讲的东西对美国政治人物都有点隔靴搔痒，入耳不能入心，而朱讲话处处打中要害。以朱的才智和魅力，即便是在美国竞选总统也有胜选的机会...

朱是中国总理中争议很大的一位，在我的眼中，他是中国政治的异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