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书多如牛毛，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的教授裴士锋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写《天国之秋》，把一场残酷的内战放在国际大视野下，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去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当时中国面对的不确定性。历史是一辆破车，每个方向都有人在拉，比的是谁的劲儿大。所谓历史力量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观念和行动的总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想靠《南京条约》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迫切要求中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广州住在城里，但民间强烈抵制洋人进城，皇帝也反感洋人，总督由此不愿履约。法国不满只能在通商口岸设天主教堂，要求中国开放内地传教。两国都要求修约，清政府拒绝了。克里米亚战争把“修约”暂时搁置。1856年10月中国水师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抓捕海盗，法国神甫去未被许可的广西传教被处死，成为英法政府联合出兵中国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索。

此时中国已是狼烟遍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从金田到长沙武汉南京，几年之内席卷半个中国，追随者从两万人暴增到五十万军队。随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两场内战同时开打。中国和美国是英国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当时的世界工厂是兰开夏，供应全球的纺织产业濒临崩溃。碰巧生活在那个大时代的漩涡之中的人要做各种选择，他们如何预测中国的未来

英国人的角度

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不会讲中国话，交往的中国人少，没去过中国内地。但他自视甚高，认定中国人都是两面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反政府。卜鲁斯警告传教士，不要鼓励英国支持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以及同情心，不足以作为要外国参与内战的理由。”他判定太平天国急欲与外国人交往是骗外国人支持的诡计，预测太平天国得不到儒家传统社会的支持。卜鲁斯虽然厌恶北京的满人统治者，却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对抗合法政府的叛乱。卜鲁斯认为中国的稳定力量是朝廷，不管清廷多腐败多仇外，都不改变这一事实。太平天国李秀成和洪仁玕给卜鲁斯示好的密信，他都不拆，不想和叛军有任何瓜葛。

另一名英国外交官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和卜鲁斯对未来判断完全相反。他讲中文，去过内陆，和中国人有广泛交流，他给外交大臣罗素写信，预测太平天国会赢。他写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人及其叛乱》，认为叛乱是中国政治里自然循环的一环，中国人依靠叛乱才能恢复政治清明，是多次改朝换代仍屹立于世的基本力量。如果英国不让中国这场叛乱自行走到终点，结果是使中国人继续受本该垮台的腐败残暴政府统治。西方即使基于人道也不该干预。

当时媒体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普遍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马克思1853年在伦敦给New -York Daily Tribune当通讯记者，他刚刚写完《共产党宣言》不久，在对未来进行预测，到处找人民要革命资本主义要灭亡的证据。他认为中国正发生的事不是叛乱，而且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他在中国看到了西方的未来。欧洲人下一场起义，成败取决于目前太平天国。马克思的预测是，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抛到炸药上，引爆普遍危机，然后扩散到国外，欧洲会爆发政治革命。

对太平天国最同情的人是在华传教士群体。太平天国的出现，让他们感觉梦寐以求把中国改造成基督教国家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在助手洪仁玕的帮助下第一个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叛军首领》，简直是太平天国的宣传手册，在西方赢得广泛同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一八五七年发表公开信给美国政府，他预测，南京的新基督教中国，将统治盛产茶叶与丝的长江流域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较老的满清中国将继续以北京为大本营，治理华北地区。他建议西方承认太平天国为独立国家，“从利害角度出发，考虑承认其年轻对手。其年轻对手抓住时代精神，或许可被说动而打开内陆的宝库，开放门户让外人与之来往而不受到限制”。

社会意见汹涌而来之时，额尔金（James Bruce），他碰巧是驻华公使的哥哥，带着英法联军来到中国，这支部队规模空前，约两万四千名英国、法国和印度官兵，加上数千名支持人员。有41艘军舰，143艘运输舰，一千多匹战马，两千五百头阉牛、骡和矮种马拉火炮和辎重车。额尔金在七月写给外交部长罗素的一封信中讨论了推翻清政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有心拿下第二个印度，我们可以并吞这个帝国，或者如果我们知道更好的人选，我们可以帮他们改朝换代。”是否能把中国变成另一个印度，可能是个很大问号，远远超越了一个军事问题。但是按当时英法联军和清朝的火力比较，摧毁北京的政府军或者南京的叛军貌似绰绰有余。额尔金的远征军，理论上有三个选择：

1、         帮助北京的满清政权，摧毁南京的太平天国汉人政权；

2、         帮助南京的太平天国汉人政权，摧毁北京的满人政权；

3、         保持严格的中立，让南方和北方自己厮杀，打出胜负再说；

英国议会进行了激辩，无人支持清政府，但有意想不到的人支持太平天国，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赛克斯（William Henry Sykes），认为英国政府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方。外交大臣罗素勋爵一再向议会表示，英国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了中立，其他人一再表示怀疑不相信英国政府言行一致。首相帕麦斯顿与外长罗素接受卜鲁斯的判断，不信任太平天国，认为他们只是股土匪，英国的道德责任是阻止太平军残害位于英国在上海小小势力范围里的中国人。最终英国人选择了名义上的“中立”，而实质上和清政府联手剿灭了太平天国。额尔金的远征军撤走了，但在上海冒险的欧美白人亡命之徒们，在上海惊恐的华商的重赏之下，组成一支洋枪队保护上海。英国外交官恐吓太平天国不可攻击任何通商城市，比如武昌、上海、宁波。曾国荃需要围城一年才能炸开安庆城墙，围城三年才能埋下万斤火药炸开南京城墙，洋枪队的巨型阿姆斯特朗大炮连续轰炸两个小时，青浦的南城门就炸成碎片，洋枪队的华人部队冲进城。后期戈登带着大炮轰开上海周边太平军控制的城镇，然后李鸿章的淮军大军从缺口杀进城里。守卫南京最重要的屏障苏州的太平军，因戈登的个人担保决定杀掉上司开城投降。以至于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巴黎和会上还在说：“如果不是戈登组建了常胜军，中国定会被太平军颠覆。”但这场干预符合英国利益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英国人以为平叛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增长，结果希望落空，上海陷入萧条，英国最大前两大商行破产。英国政府联合镇压叛军，增加了对华的影响力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九〇九年日本四任总理大臣和改革总设计师伊藤博文说到中国以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认为这批新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五十年前的工作，他说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清朝镇压太平叛乱。他认为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 ‘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更新过程。自那之后满清朝廷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证明他们值得被拯救。满清垮台是必然，动荡将更为暴烈，老早就该发生。 

除了伊藤博文的假说，我认为历史可能还有其他岔道。比如，假如太平军从金田出发打到南京，五十万军队假如没有停下来在南京定都开始享乐、腐败、内讧，而是乘胜追击打到北京接管首都，清政权可能提前五十年就灭亡了。太平田国以其天生的内讧体质，大概率会立即分裂，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演变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各占一块的现代割据场面。另外一种可能，太平军假如没有听从洪仁玕的意见，占领江苏和浙江之后攻下上海，再和租界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妥协，把给满清朝廷缴纳的关税换手给了太平天国。有上海的滚滚财源和洋枪洋炮，或许中国就成为一个南北分治的国家，重演南北朝历史。

曾国藩的角度

曾国藩看上去并非天赋异禀，而更像一个资质普通的人。他受程朱理学影响大，座右铭是“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成年以后才变得自律。27岁中进士，在道光一朝深受穆彰阿的提携，十年之内从翰林蹿升到兵部侍郎，四十来岁当上了副部级干部。他母亲1852年在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攻到武昌之时去世，他的人生道路出现戏剧化转折。朝廷要求他就地组织训练民兵保卫湖南。他不会打仗，湘军组织起来是被当成炮灰掩护支持八旗和绿营这样的国家正规军。他屡败屡战，崩溃绝望三次自杀。

他一路战战兢兢，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向死而生。他的头衔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镇不住势力眼的地方官。曾国藩深知绿营的弊病，他早前就给皇上报告绿营吸鸦片设赌馆惹是生非，“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绿营对曾国藩极为反感，湘军士兵常被绿营拘留杀害，甚至绿营烧了湘军大营。然而命运多次发生戏剧性变化。1856年太平军曾在杨秀清带领下攻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绿营被迫重建。1860年太平天国部队出南京奇袭杭州，回师突然击溃江南大营六七万绿营，清军统帅和春自杀，副帅张国梁落水死亡，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跑，两年后被朝廷处死。清政府正规军至此全被打残，整个帝国只有曾国藩还掌控者一支完整的军队。

1860年6月8日咸丰圣旨到：“曾国藩着先行赏家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咸丰下令曾国藩正式任两江总督。此后曾国藩提拔信任的下属任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巡抚，他不再需要和地方官们争夺经费、武器和补给。湘军终于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支持，步步为营，逼近南京。把炮灰打成了正规军，历史上少有的案例。即便这样，仍然凶多吉少，1861年4月他被李秀成困在祁门只有两三千士兵，没有粮食也无路可逃，以为必死无疑，写了一封沉重的遗书给儿子，回顾自己惨淡一生，感慨一事无成：“用兵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要孩子们长大不要从军，不要作官。可见其绝望。

曾国藩自己的行为似乎不难预测，但他却是矛盾融于一身不易理解的人。一面板着脸训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另一面善于团结包容人，善于识人用人；一面高度讲信用爱民如子，另一面极为残忍滥杀降卒；一面不相信武器能决定胜负，一面派容闳去美国购买先进机器。一面对洋人不信任，对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充满仇恨， 另一面大办洋务对洋人处处隐忍，让儿子曾纪泽学外语办洋务。剿灭太平军后，手下劝进他当皇帝。多年后半个国家的总督巡抚都是他的门生故旧或者他举荐的下属。他有自知之明，南京攻陷一个月之后就解散了湘军。自剪羽翼之后，他仍然受到朝廷百般刁难攻击，彷佛早有心理准备。看不清楚曾国藩这个人对未来是怎么判断预测的。有一种可能，他只是遵循儒家最基础的原则行事，向死而生，对国家未来和世界走向，对清王朝的命运，他可能觉得无法预测，也不判断了。

咸丰皇帝的角度

《天国之秋》对咸丰着墨不多，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写得比较详尽。咸丰是个可怜的皇帝，19岁登基，1861年31岁死在任上，估计是肺结核。他假如没有被选中当皇帝，会过更舒适的人生，不用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用假装无所不知的神，不用把帝国的压力扛在一个人肩上。他登基第二天，广西就报来有人造反，从此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很可能伴随高度的焦虑和抑郁。他的观念世界里，只要按《资治通鉴》和四书五经的原则，按祖宗之法就能当好皇帝，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知识要多，只是不知道世界进入完全不同的时代，旧知识解决不了新问题。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和洋人，不理解为何处处事与愿违。

英法联军打过来，所有要求都好商量，但英国使节拒绝跪见，激怒了咸丰皇帝。不行跪礼，是羞辱皇上，他绝不接受，帝王权力王朝威信靠礼仪维系。观念冲突撞击到了他的底线。谈判代表穆荫偷偷告知军队指挥官僧格林沁，和谈破裂，这位蒙古将军把英法谈判代表全部抓捕押到北京，包括外交官巴夏礼和其他二十五名外国人，额尔金秘书罗亨利、《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三名英国军官、十九名锡克骑兵。巴夏礼和罗亨利上脚镣手铐，关进刑部大牢等候处决。通州清军动武之后一溃千里。晚上知道消息的咸丰偷偷从紫禁城后门溜走逃往承德，宫中一如往常演戏。隔天发现皇帝离京，满汉官员惊慌失措，争相逃出京城。马车全被租光，粮价飙涨。咸丰把同父异母弟恭亲王留在北京谈和。奕訢最初的决定之一，便是在十月八日释放扣押的外交官。九月十九日扣押的二十六人，有十五人已经死于关押期间，包括来自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鲍尔比。外交官被折磨人质被严刑拷打丧命的消息传到联军，英法联军群情激愤，险些烧掉紫禁城，后来烧了圆明园。

英法要求在北京驻公使觐见皇帝，要求开放中国贸易，咸丰都难以接受。始于强硬，终于胆怯，战争结束咸丰皇帝接受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不是领土，而是洋人“亲递国书”让他坐立不安，为这句话反复折腾恭亲王。咸丰内心恐惧的礼仪问题，反应出了他心理底层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他死前最后一年，围困南京太平天国首都的江南大营被击溃，朝廷的正规军基本覆灭。他已经山穷水尽，任命了原本用来当作炮灰的民兵团练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这大概是他一生为挽救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做的最正确决定。他遗嘱任命八个顾命大臣辅佐幼年皇帝治理国家，在他死后两个半月，恭亲王联手西太后一举粉碎了八人小团伙。

俄国人的角度 

1853年至1856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输给了奥斯曼、法国、英国，签订巴黎和约，保住了克里米亚主权，但失去巴尔干的控制权。俄国人处在需要领土扩张的亢奋状态之中。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力求获得与英、法等国同等的权益。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国特命全权代表伊格那切夫抵达北京，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外准备登陆作战，俄国外交官嗅到了百年一遇的机会，他一面献计献策怂恿英法扩大侵略，另一面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居中调停。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奕訢乱了方寸，找到伊格纳切夫请他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提了三项条件：一、奕訢书面请求；二、清政府谈判内容须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三、接受他先前提出的对华领土要求。奕訢已不敢放弃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俄方以“调停者”的身份引导奕訢步步顺从英法的要求，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已经从北京退兵，伊格纳切夫向奕訢索要报酬。他看穿了恭亲王和咸丰皇帝已经吓破胆，威胁假如不答应俄国人的条件，他会“召回”英法联军再次攻入北京。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划归俄国，俄罗斯不费一枪一炮，中国前后割让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中国隔离在日本海之外。《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最惨重的条约。这个俄罗斯外交官成了俄罗斯扩张路上民族主义者的英雄，封侯拜相成为内政部长。英国人称他是十九世纪最高成就的骗子,“the most accomplished liar”。

伊格那切夫对中国的预测很简单，晚清是个分崩离析的国家，俄国唯一要做的决定是怎样抢到一份大的。他算李鸿章的同代人，1908年去世，要是多活十年，会看到他身为马前卒不断扩张的沙俄崩溃得比晚清还要惨烈，晚清皇室至少全身而退，沙皇尼古拉一家二十多口，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尸体扔进了一口枯井。

恭亲王奕訢的角度

恭亲王奕訢和咸丰皇帝同父异母只小一岁，曾国藩说他聪明外露。处处被皇上哥哥防范，并不得信任。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皇帝仓皇出逃，让他来和洋人周旋。奕訢那时只有27岁，此前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英法兵临城下他慌不择路找俄国人帮忙调停，可能觉得都是洋人，应该相互认识，可以说得上话。他谈判的《中英北京条约》共九款、《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一、割让九龙予英国。二、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至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至八百万两。三、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四、准许华工出国。五、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教产。这些条款皇帝大部分没那么在乎，非常忌惮夜不能寐的是洋人野蛮傲慢，不守天朝礼仪。

奕訢并不知道俄国特命全权代表伊格纳切夫在清朝与英法谈判中耍的诡计。当他看到俄国人给他开的条约草案时，大吃一惊。俄方故意提出开北京为通商口岸，这是咸丰最忌讳的，还要割让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俄国人照会威胁他，若不答应，将“召回”英法联军。而咸丰更为恐惧，答应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把他打怕了，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咸丰对中俄条约割让领土没挑任何毛病，但为“亲递国书”破口大骂奕訢办理不当。 

奕訢后来与某外国外交官闲谈，了解到英法联军在条约签订后“丝毫没有意思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才意识到伊格纳切夫在讹诈他，人都快崩溃了，被伊格纳切夫欺骗让他非常沮丧。

奕訢在议和过程并没有显示出高明之处。但在议和之后，展现了极高的学习能力和悟性，理解了英法志在通商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蛮夷”。英法两国签约之后，如约撤军，让他很震惊。这种新认知，使他从“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用新的平等的眼光理解这个世界和中国与世界的相处办法。王公贵族里，他最深刻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后来和曾国藩李鸿章联手推动了洋务运动，算是晚清版的改革开放。

（图片：晚清总理衙门）

海归的角度

1854年有个27岁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叫容闳，回到广东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屠杀数以万计的太平天国嫌犯，广州满街都是鲜血人头，他被清廷的残忍震惊。几十万广东人因此逃去香港，十年前割让的小渔村获得大规模的人口涌入，改变了香港的命运。

容闳1860年11月去南京拜访太平天国总理洪仁玕，他们是香港的旧相识，后者希望用四品爵位把他留在天京效力，容闳给洪仁玕开了七个当时无法满足的条件，办军事学院，办报纸，办学校。一年半之后的1862年5月后他受邀去安庆军营拜访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军营里前后逗留了4个月，多次同曾国藩晤谈。

乱世中容闳把两边的尽职调查都做了。他选择了为曾国藩效力，接受委托去美国采购机器，这些机器成为开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制造企业江南制造局的主力设备。短期对他个人而言，没选为太平天国效力是明智的决定，避免了四年后天京陷落暴死街头的厄运。他也想报效家国，后来目睹了为之服务的顽固的朝廷轰然倒塌的全过程。容闳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东西方他都理解。我个人猜测，容闳的选择是基于对个人判断而不一定是对大势的判断。他可能更折服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安庆大营里二百个来自全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人物汇聚在曾国藩帐下。容闳对太平天国近于精神病患偏执的农民领袖们价值观和行为很难认同，对他的香港故交，谦卑友善的传教士助理洪仁玕能否扭转乾坤可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在天京拜会洪仁玕只停留了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