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3日

 

（一）遣使　

 

  　所谓外交在大清就是少数民族委员会下一个小部门的事，那时候叫礼部理藩院。洋务派得势后机构改革，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的升成部级机构，收起了天朝大国的架子，却把老一辈的脸都丢尽了。

 


    总理衙门不久设了个同文馆研习“夷务”，培养翻译。后来洋务派在外语学院之外，再设立科学院数学所和天文所，选派科甲出身的人进馆学习。如果今天要把北大历史系博士转到中科院学习天体物理和微分方程，也有人不答应，难怪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大怒，说“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那时改革开放还没有改到太后头上，她老人家还是一如既往支持与时俱进，一听倭仁此话，说好，你立即保举精通科学的中国教师，与同文馆的洋教习一比高低。倭仁见太上动了真格，赶快申辩 “不患无才”只是“以理度之“，“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在正式派遣常驻使节上也非一帆风顺，历来只有蛮夷前来常驻天朝，学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反过来做成何体统。洋务派对西方的遣使要求却开始眉来眼去。左宗棠主张遣使驻外“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李鸿章跟着说要改变“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的不正常状况。当时领导出国不象现在每年有数百个部长级代表团浩浩荡荡在世界到处虾球转，那会儿十几年之间就派了三个代表团出国，1866年斌椿去欧洲，1868-1870年蒲安臣去全世界周游，1870-1871年崇厚去法国。

 

    正式遣使的事在朝廷上下轰轰烈烈地吵着，激烈的程度和牛头不对驴嘴的辩论和今天的强国论坛的吵闹倒有几分神似。十几年的嘴仗培养一批气宇轩昂的爱国英雄和丢官罢职的倒霉蛋。1875年，云南发生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英国少校柏朗率队在缅甸探险，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到缅甸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与柏朗会合后，就领着193人队伍进入云南腾越地区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杀。这件事是近代很多糊涂帐之一，双方相互指责。英国找上门来了，云南巡抚岑毓英一口咬定说就是野人干的，英国人一口咬定就是不相信，弄到最后要自己带兵去查清楚。朝中要爱国和要卖国的两派又开始大打出手。 

 


    1875年8月21日皇上把李鸿章作为首席代表派到到烟台，谈了一个多月，英国公使威妥玛以撤使绝交威胁，还把军舰开进了烟台。醇亲王奕譞主张与英国人开战。李鸿章觉得大清不能老是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然后割地陪款。他满足了英方提出要求：赔款20万两银子、答应派正式使节并到英国道歉、允许开放口岸，于9月13日在《烟台条约》上签了字，让满朝文武骂得狗血喷头。还是西太后知道怎么面对主战爱国大臣的猛烈炮轰。有一次张佩伦大骂主和的人，上奏要战。太后嘉许官加一级，立即调任张佩伦上前线，还没听到多少枪炮声，看着抬下来血肉横飞的尸首，张的腿肚筛糠一般, 此后再也不动则言战了。
 

 

    这回朝中士大夫因为被杀的是洋人，一起袒护岑毓英。郭嵩焘那时候是兵部候补侍郎，大概相当于今天国防部一个的巡视员，有名无权。他上奏讲办洋务要公平合理，否则不足以服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难脱责任，案发后掩盖，又不查明情由据实奏报。以至于英国态度日趋强硬。郭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外，交部严加议处，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这一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

 


    《烟台条约》要求正式遣使，由此拉开了中国职业外交官登场的序幕，只是中国第一个常驻使节任务并不光荣：去道歉。朝中无人愿去，光绪皇帝忧心忡忡。这时候郭嵩焘站出来，说臣愿前往。郭主动请缨的话一出，满朝哗然。在众人眼里，郭嵩焘平时在朝中动则称西方，已为很多人不满；如今参劾杀洋的岑毓英，涉嫌私通外国；现在居然主动要去英国道歉，简直要明目张胆的卖国求荣。他的朋友门生也难谅解，很多热血的爱国湖南人联合起来不认他是同乡，有人送了他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二）仕途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18岁考中秀才后进岳麓书院读书认识曾国藩刘蓉，想不到这拨同学后来都成了人物。郭虽然才高八斗，但是会试多次名落孙山。同班同学博士都快毕业了，他还在长沙的中学里念补习班。那个时候出路少只能当官，不象现在可以下海出国上网打发时间。在失意中， 郭通过关系1840年到杭州给教育厅厅长当了秘书。

 


    终于三十岁的时候第5次会试考中了进士，不久双亲去世回家居丧。这时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咸丰帝走投无路让丁忧在藉的曾国藩自己练兵。拥兵自持的人在古代没有几个得了好死的，曾国藩还能不懂这个道理，打死都不答应。郭嵩焘这个替皇帝着急，几度登门一通“匹夫有责”的道理居然说服了曾国藩创办湘军，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因出了不少好主意，1856年末郭被推荐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很快得当朝权贵肃顺赏识。肃顺这个人主张治乱世用重典，屡兴大狱。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重用汉人，肃顺推举郭嵩焘入南书房，相当于今天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一个调研员，虽然是个小娄罗和封疆大吏不可相提并论，但也是挨着皇帝，偶尔还能起草个政府工作报告。

 


    郭这个人做事不分青红皂白爱跟人在朝廷上讲道理，和官场里善于察言观色的高手比起来，基本是个愣头青。他的同级同学李鸿章比较傲慢，一般不屑跟人辩论，同时也早就看清楚了，你这头跟人讲科技通商改革开放，人家那头搬出来易经八卦要“严夷夏大防”；人家那头缠了一辈子小脚，你这头非要跟人说加强运动才能强身健体。对李大人来说，谢天谢地咱是个专制国家，不象民选国家非得把人给说服了不可，李大人两耳竖听朝中事，一心只顾办洋务。李鸿章这一套家学渊源，一百多年以后让他的侄孙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给学得心领神会，得心应手，那是后话。

 


    1859年初咸丰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办防务。这位“贤而勇”的蒙古王爷能把这个书生放在眼里，郭不停讲“势和理”的关系，倒腾了半天，其实就是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要“韬光养晦”。不仅没讲明白还把王爷得罪了。僧王听不进这个书生的劝告，在朝野主战派一片要打的叫声中气宇轩昂，把英国人诱入塘沽袭击，英国人死伤数百，成就了鼎鼎大名的“塘沽大捷”，英雄事迹还没传达，全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欢庆大清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英国人打了回来，紧跟着就是1860年的北京失陷，僧王通州八里桥全军覆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天朝大国威加海内的太后拖家带口仓惶辞庙。这故事看着怎么都不象历史，更象一台老川戏里的谐剧。

 


    倒回来说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奉命到烟台等地查办侵吞税收的情况，不住公馆不受吃喝不收礼物。随行人员怨气十足，地方官烦他装模作样。他一查，发现老百姓的负担超过正税四倍之多，山东这地从县官到差役几乎人人贪污贿赂，触目惊心，几乎比得上二十世纪末人民共和国查处的山东走私和泰安贪污案的程度了，打着电筒都难找出一个好人。以一百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要支持一百多年后的腐败水平，这大清还能撑得下去。郭大怒，立即整顿税务，堵塞漏洞。新设局抽厘，结果新设机构一样贪婪成性。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突得圣上说他在山东办事不妥，立即召回。原来僧格林沁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与山东巡抚文煜上奏弹劾郭嵩焘。以僧王爷位居党和国家领导的身份，要以一个司局级干部下台还能不容易。

 


    1860年郭嵩焘回京后降两级处分便成了科长，回南书房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抱怨说：“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曾国藩这个人阅人比较准，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看出来说郭嵩焘见识过人，书卷气过重，能著书立说作高参，却当不了做官，郭当时还不相信，这下轮到在家乡失业两年。

 


    后来他的同科进士李鸿章用人急切，邀请他于1862年春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上任以后郭见识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也见到英国人赫德管理的海关，发现咱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政府哪儿都腐败，居然这里还有一个廉洁的衙门。

 


    那会儿曾国藩打太平军不比现在打伊拉克省多少钱，银子一样哗哗地流，急得到处筹饷。富裕的江浙已经跟太平军打得饿俘遍野，广东成了最大的银子补给地。到处乱得一团糟，要把钱给收上来不容易。急于用人，朝廷赏了江苏省食盐贸易总公司郭嵩焘总经理一个三品顶戴，代理广东巡抚。

 


    10月郭走马广州上任，其间他开始面对面与洋人打交道了，先是循约解决了洋人入住潮阳城的问题，后来太平天国森王侯玉山逃到香港，所有的人干着急，郭居然引经据法让英国人把人给交出来，押回来就给杀了。几件事做完了，郭嵩焘发现这群浑身长毛的洋人骄横的后面，原来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写在纸上的游戏规则。天朝大国的游戏规则远远比他们的复杂，很多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洋人写在纸上的东西毕竟简单一些，国际法摆在那里，也可以用来“以夷治夷”，自己爱死磕道理的毛病在洋人这儿居然变废为宝。郭嵩焘同时整顿军务、饷务、洋务及地方吏治，掸精竭虑力图不负众望。当时广东的毛省长希望郭明白自己当初推荐之恩，郭却说 “未敢以第二流人物自处”，抱怨毛只把他当作秘书使唤，时间一长冲突出来。银子比以前多收了一倍，还是不能满足朝廷期望，广东人历来排外，地方官和百姓怨声载道，同僚首长不以为然，郭嵩焘的代理巡抚当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隐私之说，卧室里的事都是大家的事。郭代理赴广东时娶了钱姓妇女做太太，这妇人过门一看是个母夜叉，郭后悔不已。第一次见面他让妾邹氏坐上首，钱氏坐下首；进广州时又让邹氏乘坐与钱氏同样的绿轿。不满把自己摆在小妾位置上，钱氏到广州后就吵着回娘家。这一闹郭还真托人把她送回上海。这事不得了，涉及纲常礼教，朝野议论纷纷，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段时间天天开会研究，连曾国藩也指责自己的亲家“无礼”。除了媳妇儿闹腾外，在广东最要命的事情是郭嵩焘与进粤剿匪的左宗棠生了龃龉，左这个人自命甚高，一怒之下1866年6月把郭嵩焘弹劾下台，把自己的人给换上来。当初郭在咸丰帝身边做秘书时极力推许左，在肃顺面前救过左爷。被左告这一状，使郭刻骨铭心。左都死几年了，郭还说左“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这回郭嵩焘一下岗就是8年。

 

（三）出使

 


    1875年初，军机大臣文祥帮郭嵩焘找了份工作，郭再度出山。那时光绪刚继位，出来不久就碰到马嘉里事件，决定派郭出使英国。1876年2月，年近六十的郭嵩焘带了三十几个人到伦敦。那时中国驻外使馆小不象现在这么多人，叫公使馆，因为最高代表是公使。一百多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驻扎伦敦的外交官们还把使馆叫公使馆，倒不是要纪念郭大人，这回原因是国家不让外交官们带夫人，使馆里全是男的。

 


    郭一到伦敦，2月7日在翻译马格里的陪同下觐見维多利亚女王，宣读到任国书，对马嘉里案表示惋惜，完成了烟台条约的任务。翻译马格里比较有意思，是个英国人，1858年作为军医跟着英军来侵略中国，仗打完了离开英军没有回国，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在中国黑了下来。那时候仗打得厉害需要军医，就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IT行业发展迅速需要很多程序员一样，外国人好找工作。马在1863年加入淮军，在打败了朝廷一伙中国人后又同朝廷联手打败了另外一伙反对朝廷的中国人，深得李鸿章信任。后来获得中国国籍，取字“清臣”以示对中国效忠。李鸿章和曾纪泽推荐马格里任翻译官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为郭嵩焘当英文秘书。马格里后来返华转任英使馆参赞直到1905年去职。一个人当过两个交战国家的外交官，日子还过得轻松愉快，历史上也算少有。 

 


    在伦敦，给中国使馆外交官们最大的惊讶是发现街上老百姓很少吵架，让中国的公使和副使纳闷大家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幸福。中国公使一干人的到来，也引起伦敦市井百姓的好奇。那时东方人还见得少，也就是四年前1872年日本在伦敦设了个使馆，时常出没几个东方面孔。一天中国使馆仆人上街买菜，奇装异服引来一个醉汉用手杖敲他们脑袋。路见不平的人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英国法庭以伤害罪判处该犯劳役，郭公使致信英首相请免去处罚。此事一见诸报，倒引来市民对中国人的好感。

 


    郭嵩焘在英法两国前后呆了三年1876—1879。那是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馆，该干些什么都没有谱。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郭虽然六十岁的高龄，一个人兼任了政务、商务、科技、教育、文化参赞和武官的所有责任。郭倒是对什么都好奇。郭的日記记录了这位翰林多次赴英国议会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参加科普讲座；学物理，化学，生物。他在日記中提到“轻气、养气合成水”，旁加注“养气重于轻气八倍”。郭1768年4月19日日记记录了在南堪兴坦博物馆迁馆五十周年纪念，看到了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留声机，还有扩音机都曾在馆庆期间展览。“爱狄生为之演示。折视之，或如三寸小牒，炼薄铁片如竹萌嵌其中，安铁针其下，上施巨口，筒高二寸许以收纳声。另为铜圆筒，环凿针孔，用轴衔之。右端安机爪，上树铜片相对，如两旗相比，下垂铁权。机爪上下转动，则机发而旗转，轮亦自动，推传声机器近逼转轮。则触筒孔自然发声。”郭嵩焘在看爱迪生演试之后又曾向他提出询问。爱迪生作了一番解释后说：“传言纳之筒中，推使其针紧逼轮孔，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自罩中一一传出。”嵩焘同年十月初九日记说特累风（telephone）、买格洛风（microphone）、方罗格纳夫(phonograph)，“三者皆起自近数年，因属张听帆为各觅一句”。由此看来郭嵩焘还是最早拥有电话、麦克风和留声机的中国人。1878年6月他还在英国医学院第一次听到细菌[bacteria]这个词，明白意思后，他苦思冥想翻译成了“太空中尘埃野马”。

 


    郭嵩焘到工厂参观农机制造，看见锯木机能 “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里丁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他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郭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  
     
    

 

郭发现用国际法和洋人打交道居然能屡屡得胜，他开始悉心研究，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郭在伦敦还一度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副主席。1878年，郭遇在海军留学生严复，成忘年之交。郭嵩焘在英国访问期间，了解到很多身居英国的中国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力量孤单申诉无门，1877年8月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馆以护侨，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尽护侨的责任。今天世界各大埔的领事们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设领馆的由来。

 


    1878年12月20日，一个美国人到访使馆要见郭嵩焘。这是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出任联邦军总司令1877年他卸职后，携家眷作了为时两年的环球航行，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1878年年底他决定访问中国。格兰特在伦敦向郭嵩焘公使提出了访华要求。郭公使以风涛险恶、海行艰难劝阻其行。但格兰特对中国向往已久，坚持访华。郭嵩焘在这天的日记里作了如下记载：“美国前任伯理玺天得偕其公使若阿业、参赞立洼里枉过，知其将由印度历安南之西贡达中国。颇经劝阻之，而言：‘中国5000年政教，其遗留必为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知其得失’。随往答拜，并诣诺使，告以上海可一观机器局；天津亦然，李中堂必能接待。京师可观者三：一天文台；太学，大成门前有石鼓为西周物，今4000年矣；一翰林院。余则佛寺道观亦多有古迹可观。须先得一文，以凭达知总署。”（《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在英其间携带妾梁氏同往，要梁氏学习英语应酬。没想到梁氏非常聪明，不僅积极参加各国公使夫人聚會，还以女主人的身分在使馆举办大型茶会，这位三十不到的少妇迅速成了伦敦贵妇名媛争相结交的对象，放在今天中国外交官夫人中也也算凤毛麟角。

 


    在英国期间，郭还有一个官司。有一天在伦敦看到《申报》上登有一篇文章于郭多有丑化嘲弄，看后很生气，去信要求《申报》作出解释。《申报》是英国人办的，不理他。郭后来追查发现，使馆里雇佣了一个画家古德诺，经常跟着郭出去给画像。郭有一些要求，例如一定要把顶戴给画出来。画家为难说你这顶戴在后面我怎么画得了。这个家伙回家把中国公使的怪异给家人当做笑话讲，他弟弟在伦敦一个报社谋事，听到此事大喜，立即在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嘲讽中国使节，后来被《申报》给摘回去添油加醋。这英国人的报纸拿首相和议员开玩笑是家常便饭，英国的打法是一般是不理不睬，报社是最乐意打嘴仗的，吵闹得越大看的人才越多。而中国人的打法是暗地里给涉事者晓以厉害。这些年国内哪家报纸记者敢给官员找麻烦，过了一阵工作就不见了，再过了一阵人也不见了，再过一阵子从海外这组织那组织进口回来的消息说给关了班房，然后记者招待会上就有纠缠不休的洋记者天天追问，然后是官员斩钉截铁地声明和本官无关。新社会人民公仆的手段比旧社会一个儒生还是先进了许多。郭嵩焘这个书呆子来了个中国官司的西洋打法。一边要求英国政府追查消息来源，另一边用法律要和《申报》在上海对薄公堂，折腾得精疲力竭, 最后申报“肇事者”敷衍了一通，替罪羊杨乃武给丢了饭碗。后来一个英国人的回忆录里说，郭对英国的评价什么都高，就觉得道德水平低。

 


    郭还没忘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877年春把在英法的见闻尽快报告总理衙门和皇上。他把起程赴任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此书极力称赞西方社会及其科技文明。他没有想到此书引起的反响。梁启超曾《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郭还说把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错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技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适敝履，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郭后来还在《养知书屋文集》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面对这样的观点，群臣大怒，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崇洋媚外”的帽子纷蹋而至，戴在郭的脑袋上怎么看怎么合适。这郭的教训让后来的中国外交官们学乖了，给国内打报告不是张嘴就说在驻扎国了解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而是竖着耳朵先打探圣主和管事的人想听什么。郭嵩焘的这些话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不要说是那时候，一百多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几个知识分子翻来复去重复了郭嵩焘说过的几句话，弄得丢官罢职开除党籍流亡海外。

 


    就在郭公使在伦敦干得不宜乐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内交比外交要麻烦得多。

 

（四）解甲

 

    打小报告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不能说只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功夫的高下还是有差异的。 

 


    这世上最近一次国际小报告改变了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乔治．坎南是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认真研究苏联的政策和政治，观察斯大林的为人，认为苏联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和推行的政策注定是扩张型的邪恶帝国。当时的大使反对他的强硬看法，主张同苏联缓和关系，所有发回华盛顿的电报都是以和为贵作为基调。1946年大使休假的时间，坎南成了代办，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坎南一封“超长电报”发到了总统手中，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拉开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冷战序幕。 

 


    这是美国式的小报告，坎南后来升官进爵作了大使。相比之下，坎南处心积虑打小报告那点美国技术和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打小报告的信手捻来的中国功夫基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刘锡鸿是朝廷派定随时准备检举郭的副手，这种安排据说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用了好几百年，屡试不爽。刘锡鸿出使欧洲，源于老派大臣看中了他的稳重，譬如他一贯认为“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如果辩不过了，他最厉害的一锤定音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

 


    他对英国人讲：“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听得洋人频频点头。 

 


    刘锡鸿随行后，时间不长就总结了郭十条罪状，除了正式上奏朝廷，也有小道消息在北京传播：

 

    --“游炮台披洋人衣”。刘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

    --“效洋人尚右”；

    --“违悖程朱”；

    --“令妇女学洋语、听戏”

    --“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

    --“听音乐会频频翻看节目单”

    ……

 

    郭嵩焘由此和刘锡鸿在伦敦上演了一场“窝里斗”。郭嵩焘后来回味这种说不出来的苦，感慨：“……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传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纳，以相齮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致黎莼斋》）

 


    刘锡鸿后来回国后打小报告的惯性一时半会收不住，打到李鸿章的头上了。这李大人官场上可是个老奸俱滑的主，不是郭这样的愣头青，这一个小报告刘把自己的官告没了。

 


    本来郭发回旅西日记之时就是他职业生涯结束之日，但是那时侯路线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还没有蓬勃发展起来。这回刘和郭的大打出手，正好给圣上一个龙颜大怒的理由，二人均被革职撤回。郭公使任期都未做满，就被召回了国。1879年，郭嵩焘卸任，临行前再次开清代官场先河，他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时，带上了小妾梁氏，这是这个儒生能向朝廷做的最大的挑衅。消息传回北京，再次让士大夫全体哗然。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郭称病回籍。

 


    晚年住在长沙教书，堂前挂着一幅对联：

 

    忧人之所戚，乐人之所欣，毕竟鹊噪乌啼，有何干涉；

    爱我者勿悲，嫉我者勿喜，同是电光石火，只此须臾。

 


    1891年郭嵩焘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