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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依然怀抱希望

人需要梦想,但也得经常面对现实。看自己的周围,悲观情绪似乎在静静蔓延。这一年来在纽约、波士顿见各基金同行,讨论的问题和前几年区别越来越大。眼睁睁地看着基金经理们对中国的热烈拥抱,转变为忧心忡忡:中国经济增长了三十年,后继好像乏力,而中国社会挑战与日俱增,下面怎么办?这两年到美国上市的新公司融资的窗口已经基本关闭,虽然起始于一群骗子作假,毁了中国公司的声誉,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开始忧虑。而在国内,除了官员和国企老总们春风得意,其他人似乎不那么乐观。中产的朋友在办技术移民,企业家们在办投资移民,小朋友们在忙着申请海外高中和大学。

经济增长简单说源于居民消费、投资和外贸。而今欧洲美国自顾不暇步履蹒跚,指望外贸重复过去二十年增长的神话,是还没有睡醒的人;居民消费作为GDP的比例,这些年一直在下降,过高的高储蓄率,实因国人在担心生病、孩子和养老;而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已经占了经济增长近于畸形的比例。大部分近忧,起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如果经济下行,政府还能继续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吗?中央财政一眼看去,背影依然美丽。但地方财政,大量城市收入近一半是靠卖地所得。政府恐惧于过去几年房价疯狂上涨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重拳打击投机,使尽浑身解数仍然不见效,不惜祭出限购房产的无奈之策。这一政策,是有后果的,地方政府这一半收入几乎消失。所谓地方融资平台,不过是以地方财政收入担保,向国有银行的借款,杠杆已经很高。据说,北方某城市要办一大型运动会面临断炊威胁,启动了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对“不法”企业罚款,大约是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后饥不择食的吃相,闹得仿佛全城罢市。政府白花花的银子天天在往外流,总得要有出处,不管是通过征税还是罚款。对企业来说,变成了越来越高的实际负担,无异于杀鸡取卵。

财政如此吃紧,未来靠大规模财政投资,即便不是一厢情愿,也至少捉襟见肘,

能否靠大规模增加贷款呢?金融危机过后,政府2009和2010年大规模信贷扩张,两年贷出19万亿基本都给了国企,使经济杠杆急速升高而并未明显增加就业机会。现有激励机制下,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基本无款可贷。但是,钱,还是汹涌而来。所谓 “流动性过剩”,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是钱印得过多,导致这些年各类资产价格已经膨胀,地价、房价、翡翠、宝石、书画、生姜、猪肉等都曾一个劲猛涨。鉴于通胀伤害的是最危险的人群,中低收入阶层,对于把维稳视为政治的重中之重的政府,任何可能引发通胀的措施,不管是降低利率、还是降低存款保证金,促进货币供给增加的政策,恐怕都会三思,即便做,似乎余地不大,不可能指望美国式的QE1、QE2、QE3。这一代政治人物都还记得89年「动乱」是88年高通胀的后果,老一代还记得国民党失去大陆更多是仰仗其快速贬值的金圆券。

这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实在不大。

环顾一下我们周围。几年前走进任何一个沃尔玛、迪卡龙的商店,发现八成以上的衣服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现在,连北京店里的衣服很多是越南和印度运来的。中国出口在逐渐被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孟加拉替代,这些本是预料之中不可避免的事,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显示的后果,年轻劳力在减少。农业税减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每个春节,返回沿海城市务工的年轻人,比例每年都在在下降,工资开始节节攀升。而工业成本一直在飙升,原材料价格在增长、人民币在升值,靠低成本而建立起来的世界工厂,国际竞争力已经走到尽头,怎么和越南、孟加拉、印度,十二亿人口,不到一半我们的工资水平,竞争?我们二十年就这么把别人的饭碗抢来的。

年轻人一年年在减少,学校越来越空;父母却一天一天老去,他们帮助我们发现公园里越来越多的老人,老龄化从模糊的学术背影,一天天变成清晰的现实,然后有人天天担心社保缺口在日益增长。在一个人口结构呈倒立金字塔形状的国家,靠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集体缴纳社保金,去支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这个方法在中国恐怕不靠谱。

这个图像,这么描下来,不是一般的灰暗。这几个月在不断听到这些观察和判断,现实如此,象我这样的人,必须为自己寻找一点乐观的理由。所以,只好展开曾经被小学老师扼杀过的想象。

外贸指望不上,政府投资无法持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强劲动力,还应该是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内需。中国的农业无法承载7亿农民的劳动力大军,若放开户籍,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假如”留一亿农业人口,我说的是假如,其它六亿农民进城,每年二千万人,就可以创造近30年增长机会。

这个数字让我两眼放光,但很快又灰暗下来。不幸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其实已经被户籍管制和高房价合力阻挡,目前进行的,顶多算伪城市化进程。修了很多房子和路,人,却不容易进来。进城的,多是大学生、煤老板、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有近两亿的农民工,如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年年迁徙。在北上广,即便大学生也感觉谋生困难,何况农民。而且,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已然超载。

但二三线城市依然对农村的年轻人有吸引力,弯弯犁头水牯牛,毕竟不敌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这是对人性的简单假设。当然,前提是,假如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话。可是,这钱,从哪里来,能让他们支付得起城市化的生活?

理论上,有两个现成的来源:

一、  允许农民可以直接买卖自己的土地,政治正确的说法叫“流转”起来。用这笔钱,他们可以支付在城市的安身;但是,这会为各个地方政府制造一个巨大的“卖地”竞争对手。以前卖地,那是政府的专卖权力。政府可以把农民从土地上拆迁走了,然后通过招、拍、挂,卖给有钱的地产开发商。举个例子,媒体报道说,陕西,主要是西安和榆林,去年卖地收入为243亿,补偿81.54亿,补助给农民的是1.22亿。这个差价好像大了点,如果农民可以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卖地,地方政府这买卖自然就不好做了。从利益上看,可以想象障碍有多大。不过好在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至少可以允许我展开想象。

二、  钱的第二个来源,是现有的巨量国有资产。这笔钱,需要而且可以满足另一个重要需求:全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应该包括所有的国民,包括进城和没进城的农民和家人。目前,就连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靠朝不保夕的财政,都指望不上的。我觉得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本来就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据国资委主任说,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业),2011年底资产总额85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0万亿元。金融企业控制约100万亿资产,按10倍杠杆率估计,所有者权益大约是10万亿。这总共40万亿的国有资本,185万亿的国有资产,如果全部做成一个或者几个养老保障基金,根据年龄和工龄,把股份分给每一个公民,放在其养老帐号中,六十岁以后可以支取,这可以空前地为国民提供安全感。这个类似美国的IRA,401K帐户。这些股份大多在证券市场上已经有价格,如果按2x的P/B价值估算市场价值,是一笔近80万亿不菲的财产,减缓其巨大的养老焦虑,从而促进消费为内需注入强大动力。

这个过程,既可以叫为实现全民所有确权,也可以叫私有化进程继续,可以在无需多印钞票的状态下,为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的能量。好在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国进民退制造的幻觉中,好了伤疤忘了疼,日子稍微好过了几天,就忘了有几十年的时光,国有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岁月。除前东欧苏联,全球无一个成功国家,国有企业发挥决定经济的作用,苏联东欧政权垮台了,希望能学到教训。

据国资委统计,目前中国还有14万家国有企业,很难想象政府能经营这么多有企业。无论是把股份分发给每个公民,还是把一部分变现卖给私人资本,既可以给企业增加活力,又可以补贴财政困难。过去三年国企抵达巅峰,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陈同海之流腐败官员会前仆后继,这是机制决定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据说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拿不到自己兜里,而又有权处置,那就会挥霍。除垄断外,在竞争性行业国企做垮的几率远高于做好。据说今年除石油银行电信,其他均已陷入困境。若经济长期低迷,政府会不堪重负,重演上一轮脱困故事,创造民资接手的机会。

政府这些年解决了很多重大社会问题,而今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难的问题,其实是政府本身。改变政府运行的方式,可以经济持续增长的创造巨大的动力。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通过大小法律、规定、和各级红头文件,层层请示、层层审批而实施。制造了大量寻租机会的规则,怕是全世界最繁杂混乱的体系。企业创业和经营异常艰辛,导致创业者知难而退。全民炒股炒房的狂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给逼出来的。有媒体报道,仅重庆2004年为适应WTO规则,曾取消四万多个红头文件,不知道还剩几万个红头文件?今天“监管”已经变成了一个魔术般的词,为大小官员津津乐道。仿佛市场每出一个问题,政府部门就有正当理由发文、设置准入、颁发执照,堂而皇之“监管”。这想法是荒唐的,那样的逻辑,13亿中国人,需要一半人干活,一半人来监管,一个盯一个;那样的国家,既没有活力,也没有未来。如果大规模废除落后规章,企业生存环境会大幅改善,为经济活力打开枷锁。

行政审批本是计划经济时代残存的毒瘤,中央省市到县各部委厅处,争相扶持项目,实因官员可以创造寻租腐败的机会。如政府不好高骛远,不追求华而不实的“伪高技术产业”,则不会为社会扶持垃圾企业制造大量垃圾专利和伪技术成果。用财政资金来扶持战略产业的思路,遍地开花的太阳能是最新的典型案例,贻害无穷。政府不假冒先知,对技术创新的判断,如留给市场竞争和投资者消费者,他们用自己的钱,会比官僚花税款更为谨慎。大凡位于技术前沿,被市场接纳尚有巨大不确定性的领域,政府都不宜参与直接投资企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政府若把自己限制在提供基础设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样的钱一视同仁给所有企业减税,经济增长能更有实效。而这些扶持审批项目停止,也可节省巨额民脂民膏,填补财政缺口。

掌握审批权力的成千上万干部,如最终仅靠九个最高领导监督,近乎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中央发文件,各地各部忠实执行,只是一个童话。中央政策会被传达,但经常发生的是,在每一个审批关卡上,符合执行者利益才会执行;不符合的,会阳奉阴违;这在经济学中叫博弈,是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自然行为,中国和外国一样。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因制度设计的问题。改变政府运行的方式,不过是改变官员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和管辖范围,改变奖惩激励规则,让其符合人性规律。

政府通过限制自身权力改变管制方式,可以为市场创造巨大的活力。比如金融管制,银监会管制金融市场的方式是“我不让你进来”,控制银行执照,把门槛修得奇高,限制中小银行成长,其实扼杀了大量中小企业成长机会。而现有银行,金融改革后银行贷款审批权从基层收归总部或大区,虽然对防范风险功不可没,但是,政治风向致数百万计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若降政府低准入门槛,但提高监管水平,允许民间开办银行,小企业机会会大幅增加。可与对比一下美国,人家有七千多家银行,大多是社区银行。因为行政管理水平低下,而限制经济的发展,不是正当的理由。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还有一条简单的政策,就是政府大规模减税,能加速百姓把收入转换为内需,这似乎不用太多解释。

说了这么多,已经有人在使劲摇我,让我醒醒,这么多纸上谈兵,哪个领导愿意这么干? 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强大阻力,怎么能克服?

我其实同意,当下中国,没有人愿意做这些事。谁都愿意增长,而不愿意改革,因为增长可以皆大欢喜,而改革则会疼痛难忍。但我的乐观是基于一个简单假设,即,政治人物是理性人,以有益于自身利益为决策依据,这就有了变革动力。

三十年来政府把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成就上,这一社会契约被长期默认,前提是民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当经济下滑,被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就会增加,群体事件数量和经济机会成反比。当财政和货币政策用到极限,政治家恐怕选择就有限了。设想某种情形:  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恐怕指日可待),诸侯过去十年因有地可卖花钱如水已成习惯,未来即使地产回暖,可卖之地已剩不多。而地方政府为维稳支付越来越高费用,当维稳的特警武警增加的数量跟不上处理群体事件的需求;或者,当地方财政面临破产政府无力维持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警察的工资都不能足月发放;或者,当国有企业除银行石油电信,其它都全面亏损时……政治人物的选择就不是要不要用国有资产建社保,而是什么时候建;财政高额赤字,会逼迫地方政府想的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变卖地方国企……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往往是这样一种动物,在走头无路的时候,会做出更理智的选择。而中国过往改革,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危机逼迫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一个词被频繁使用但无人定义。八千万党员、为数不明的国企员工、甚至七百万公务员,大多无权无势艰辛谋生的百姓。我来尝试一个粗浅的定义,所谓既得利益,不过是掌握大小审批权的科长处长局长书记市长国企老总们...,总数不会过百万吧?真实问题是13亿人的生计和政权安危,同100万人拥有的某种特权的冲突,这个问题上,传说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像没有听起来那么强大。更何况,共产党是立党为公。

不管怎么说,路是有的,只是愿不愿意走而已。当其它选择耗尽,可能也就上路了。

所以,不管现实如何,我都愿意乐观,不仅是因为性格,还因为从博弈的角度看,乐观永远比悲观收益要高。假如希望都落空了,多年后,我在某个残墙断壁边,再把这篇文章改名为《温斯顿梦游太虚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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