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梦想，但也得经常面对现实。看自己的周围，悲观情绪似乎在静静蔓延。这一年来在纽约、波士顿见各基金同行，讨论的问题和前几年区别越来越大。眼睁睁地看着基金经理们对中国的热烈拥抱，转变为忧心忡忡：中国经济增长了三十年，后继好像乏力，而中国社会挑战与日俱增，下面怎么办？这两年到美国上市的新公司融资的窗口已经基本关闭，虽然起始于一群骗子作假，毁了中国公司的声誉，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开始忧虑。而在国内，除了官员和国企老总们春风得意，其他人似乎不那么乐观。中产的朋友在办技术移民，企业家们在办投资移民，小朋友们在忙着申请海外高中和大学。

经济增长简单说源于居民消费、投资和外贸。而今欧洲美国自顾不暇步履蹒跚，指望外贸重复过去二十年增长的神话，是还没有睡醒的人；居民消费作为GDP的比例，这些年一直在下降，过高的高储蓄率，实因国人在担心生病、孩子和养老；而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已经占了经济增长近于畸形的比例。大部分近忧，起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如果经济下行，政府还能继续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吗？中央财政一眼看去，背影依然美丽。但地方财政，大量城市收入近一半是靠卖地所得。政府恐惧于过去几年房价疯狂上涨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重拳打击投机，使尽浑身解数仍然不见效，不惜祭出限购房产的无奈之策。这一政策，是有后果的，地方政府这一半收入几乎消失。所谓地方融资平台，不过是以地方财政收入担保，向国有银行的借款，杠杆已经很高。据说，北方某城市要办一大型运动会面临断炊威胁，启动了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对“不法”企业罚款，大约是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后饥不择食的吃相，闹得仿佛全城罢市。政府白花花的银子天天在往外流，总得要有出处，不管是通过征税还是罚款。对企业来说，变成了越来越高的实际负担，无异于杀鸡取卵。

财政如此吃紧，未来靠大规模财政投资，即便不是一厢情愿，也至少捉襟见肘，

能否靠大规模增加贷款呢？金融危机过后，政府2009和2010年大规模信贷扩张，两年贷出19万亿基本都给了国企，使经济杠杆急速升高而并未明显增加就业机会。现有激励机制下，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基本无款可贷。但是，钱，还是汹涌而来。所谓 “流动性过剩”，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是钱印得过多，导致这些年各类资产价格已经膨胀，地价、房价、翡翠、宝石、书画、生姜、猪肉等都曾一个劲猛涨。鉴于通胀伤害的是最危险的人群，中低收入阶层，对于把维稳视为政治的重中之重的政府，任何可能引发通胀的措施，不管是降低利率、还是降低存款保证金，促进货币供给增加的政策，恐怕都会三思，即便做，似乎余地不大，不可能指望美国式的QE1、QE2、QE3。这一代政治人物都还记得89年「动乱」是88年高通胀的后果，老一代还记得国民党失去大陆更多是仰仗其快速贬值的金圆券。

这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实在不大。

环顾一下我们周围。几年前走进任何一个沃尔玛、迪卡龙的商店，发现八成以上的衣服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现在，连北京店里的衣服很多是越南和印度运来的。中国出口在逐渐被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孟加拉替代，这些本是预料之中不可避免的事，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显示的后果，年轻劳力在减少。农业税减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每个春节，返回沿海城市务工的年轻人，比例每年都在在下降，工资开始节节攀升。而工业成本一直在飙升，原材料价格在增长、人民币在升值，靠低成本而建立起来的世界工厂，国际竞争力已经走到尽头，怎么和越南、孟加拉、印度，十二亿人口，不到一半我们的工资水平，竞争？我们二十年就这么把别人的饭碗抢来的。

年轻人一年年在减少，学校越来越空；父母却一天一天老去，他们帮助我们发现公园里越来越多的老人，老龄化从模糊的学术背影，一天天变成清晰的现实，然后有人天天担心社保缺口在日益增长。在一个人口结构呈倒立金字塔形状的国家，靠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集体缴纳社保金，去支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这个方法在中国恐怕不靠谱。

这个图像，这么描下来，不是一般的灰暗。这几个月在不断听到这些观察和判断，现实如此，象我这样的人，必须为自己寻找一点乐观的理由。所以，只好展开曾经被小学老师扼杀过的想象。

外贸指望不上，政府投资无法持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强劲动力，还应该是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内需。中国的农业无法承载7亿农民的劳动力大军，若放开户籍，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假如”留一亿农业人口，我说的是假如，其它六亿农民进城，每年二千万人，就可以创造近30年增长机会。

这个数字让我两眼放光，但很快又灰暗下来。不幸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其实已经被户籍管制和高房价合力阻挡，目前进行的，顶多算伪城市化进程。修了很多房子和路，人，却不容易进来。进城的，多是大学生、煤老板、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有近两亿的农民工，如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年年迁徙。在北上广，即便大学生也感觉谋生困难，何况农民。而且，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已然超载。

但二三线城市依然对农村的年轻人有吸引力，弯弯犁头水牯牛，毕竟不敌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这是对人性的简单假设。当然，前提是，假如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话。可是，这钱，从哪里来，能让他们支付得起城市化的生活？

理论上，有两个现成的来源：

一、  允许农民可以直接买卖自己的土地，政治正确的说法叫“流转”起来。用这笔钱，他们可以支付在城市的安身；但是，这会为各个地方政府制造一个巨大的“卖地”竞争对手。以前卖地，那是政府的专卖权力。政府可以把农民从土地上拆迁走了，然后通过招、拍、挂，卖给有钱的地产开发商。举个例子，媒体报道说，陕西，主要是西安和榆林，去年卖地收入为243亿，补偿81.54亿，补助给农民的是1.22亿。这个差价好像大了点，如果农民可以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卖地，地方政府这买卖自然就不好做了。从利益上看，可以想象障碍有多大。不过好在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至少可以允许我展开想象。

二、  钱的第二个来源，是现有的巨量国有资产。这笔钱，需要而且可以满足另一个重要需求：全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应该包括所有的国民，包括进城和没进城的农民和家人。目前，就连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靠朝不保夕的财政，都指望不上的。我觉得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本来就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据国资委主任说，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业)，2011年底资产总额85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0万亿元。金融企业控制约100万亿资产，按10倍杠杆率估计，所有者权益大约是10万亿。这总共40万亿的国有资本，185万亿的国有资产，如果全部做成一个或者几个养老保障基金，根据年龄和工龄，把股份分给每一个公民，放在其养老账号中，六十岁以后可以支取，这可以空前地为国民提供安全感。这个类似美国的IRA，401K帐户。这些股份大多在证券市场上已经有价格，如果按2x的P／B价值估算市场价值，是一笔近80万亿不菲的财产，减缓其巨大的养老焦虑，从而促进消费为内需注入强大动力。

这个过程，既可以叫为实现全民所有确权，也可以叫私有化进程继续，可以在无需多印钞票的状态下，为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的能量。好在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国进民退制造的幻觉中，好了伤疤忘了疼，日子稍微好过了几天，就忘了有几十年的时光，国有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岁月。除前东欧苏联，全球无一个成功国家，国有企业发挥决定经济的作用，苏联东欧政权垮台了，希望能学到教训。

据国资委统计，目前中国还有14万家国有企业，很难想象政府能经营这么多有企业。无论是把股份分发给每个公民，还是把一部分变现卖给私人资本，既可以给企业增加活力，又可以补贴财政困难。过去三年国企抵达巅峰，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陈同海之流腐败官员会前仆后继，这是机制决定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据说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拿不到自己兜里，而又有权处置，那就会挥霍。除垄断外，在竞争性行业国企做垮的几率远高于做好。据说今年除石油银行电信，其他均已陷入困境。若经济长期低迷，政府会不堪重负，重演上一轮脱困故事，创造民资接手的机会。

政府这些年解决了很多重大社会问题，而今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难的问题，其实是政府本身。改变政府运行的方式，可以经济持续增长的创造巨大的动力。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通过大小法律、规定、和各级红头文件，层层请示、层层审批而实施。制造了大量寻租机会的规则，怕是全世界最繁杂混乱的体系。企业创业和经营异常艰辛，导致创业者知难而退。全民炒股炒房的狂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给逼出来的。有媒体报道，仅重庆2004年为适应WTO规则，曾取消四万多个红头文件，不知道还剩几万个红头文件？今天“监管”已经变成了一个魔术般的词，为大小官员津津乐道。仿佛市场每出一个问题，政府部门就有正当理由发文、设置准入、颁发执照，堂而皇之“监管”。这想法是荒唐的，那样的逻辑，13亿中国人，需要一半人干活，一半人来监管，一个盯一个；那样的国家，既没有活力，也没有未来。如果大规模废除落后规章，企业生存环境会大幅改善，为经济活力打开枷锁。

行政审批本是计划经济时代残存的毒瘤，中央省市到县各部委厅处，争相扶持项目，实因官员可以创造寻租腐败的机会。如政府不好高骛远，不追求华而不实的“伪高技术产业”，则不会为社会扶持垃圾企业制造大量垃圾专利和伪技术成果。用财政资金来扶持战略产业的思路，遍地开花的太阳能是最新的典型案例，贻害无穷。政府不假冒先知，对技术创新的判断，如留给市场竞争和投资者消费者，他们用自己的钱，会比官僚花税款更为谨慎。大凡位于技术前沿，被市场接纳尚有巨大不确定性的领域，政府都不宜参与直接投资企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政府若把自己限制在提供基础设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样的钱一视同仁给所有企业减税，经济增长能更有实效。而这些扶持审批项目停止，也可节省巨额民脂民膏，填补财政缺口。

掌握审批权力的成千上万干部，如最终仅靠九个最高领导监督，近乎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中央发文件，各地各部忠实执行，只是一个童话。中央政策会被传达，但经常发生的是，在每一个审批关卡上，符合执行者利益才会执行；不符合的，会阳奉阴违；这在经济学中叫博弈，是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自然行为，中国和外国一样。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因制度设计的问题。改变政府运行的方式，不过是改变官员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和管辖范围，改变奖惩激励规则，让其符合人性规律。

政府通过限制自身权力改变管制方式，可以为市场创造巨大的活力。比如金融管制，银监会管制金融市场的方式是“我不让你进来”，控制银行执照，把门槛修得奇高，限制中小银行成长，其实扼杀了大量中小企业成长机会。而现有银行，金融改革后银行贷款审批权从基层收归总部或大区，虽然对防范风险功不可没，但是，政治风向致数百万计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若降政府低准入门槛，但提高监管水平，允许民间开办银行，小企业机会会大幅增加。可与对比一下美国，人家有七千多家银行，大多是社区银行。因为行政管理水平低下，而限制经济的发展，不是正当的理由。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还有一条简单的政策，就是政府大规模减税，能加速百姓把收入转换为内需，这似乎不用太多解释。

说了这么多，已经有人在使劲摇我，让我醒醒，这么多纸上谈兵，哪个领导愿意这么干？ 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强大阻力，怎么能克服？

我其实同意，当下中国，没有人愿意做这些事。谁都愿意增长，而不愿意改革，因为增长可以皆大欢喜，而改革则会疼痛难忍。但我的乐观是基于一个简单假设，即，政治人物是理性人，以有益于自身利益为决策依据，这就有了变革动力。

三十年来政府把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成就上，这一社会契约被长期默认，前提是民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当经济下滑，被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就会增加，群体事件数量和经济机会成反比。当财政和货币政策用到极限，政治家恐怕选择就有限了。设想某种情形：  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恐怕指日可待），诸侯过去十年因有地可卖花钱如水已成习惯，未来即使地产回暖，可卖之地已剩不多。而地方政府为维稳支付越来越高费用，当维稳的特警武警增加的数量跟不上处理群体事件的需求；或者，当地方财政面临破产政府无力维持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警察的工资都不能足月发放；或者，当国有企业除银行石油电信，其它都全面亏损时……政治人物的选择就不是要不要用国有资产建社保，而是什么时候建；财政高额赤字,会逼迫地方政府想的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变卖地方国企……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往往是这样一种动物，在走头无路的时候，会做出更理智的选择。而中国过往改革，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危机逼迫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一个词被频繁使用但无人定义。八千万党员、为数不明的国企员工、甚至七百万公务员，大多无权无势艰辛谋生的百姓。我来尝试一个粗浅的定义，所谓既得利益，不过是掌握大小审批权的科长处长局长书记市长国企老总们...，总数不会过百万吧？真实问题是13亿人的生计和政权安危，同100万人拥有的某种特权的冲突，这个问题上，传说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像没有听起来那么强大。更何况，共产党是立党为公。

不管怎么说，路是有的，只是愿不愿意走而已。当其它选择耗尽，可能也就上路了。

所以，不管现实如何，我都愿意乐观，不仅是因为性格，还因为从博弈的角度看，乐观永远比悲观收益要高。假如希望都落空了，多年后，我在某个残墙断壁边，再把这篇文章改名为《温斯顿梦游太虚幻境》。